this serene bee

By Yonatan Gher | Aug. 6, 2014 | 6:12 PM

中譯：William Tsai

http://www.haaretz.com/opinion/.premium-1.60923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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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8月5日。迦薩市東部舒迦耶區（Shujaiyeh）嚴重毀損的Sobhi Abu Karsh學校裡，彩繪牆上的彈痕清晰可見。（法新社攝影）

我弟弟和我對最近這場以色列與迦薩的戰爭有著截然不同的體驗。他今年20歲，正在服兵役，也在迦薩前線作戰；另一方面，我是國際特赦組織（Amnesty International，簡稱AI）以色列分會的工作人員，這個組織正在積極紀錄交戰雙方有目共睹的犯罪行為，並且發起人權救援行動。我也是自覺的反戰人士。

我的立場並不因為我每天擔心我弟弟，還有其他也在戰場上的家人擔心得要死而減弱。當你在家庭中面臨如此複雜的處境，幽默通常是最好的說話方式，於是我們有時候開這樣的玩笑：要是全世界其他國家都接受AI的呼籲，實施武器禁運，我第一個就繳他的槍。

而在世界的這一角，幽默是我們面對如此悲傷絕望處境的方式之一：從開戰到現在，已經有超過1800位巴勒斯坦人，64名以色列官兵，還有3位以色列民眾不幸喪生。

每一個生命的損失都是一場悲劇，不管在以色列還是迦薩，也不分嬰孩、兒童、老人或男人、女人。但以色列的公共論述卻要求相對性：你非得向瀕臨死亡的迦薩人民致哀的話，至少別表現得跟以色列人被殺一樣哀傷，也別忘了註明都是哈瑪斯的錯。簡單而質樸的哀傷意味著你恐怕道德有問題：你竟然關心他們勝過自己的同胞！你這個賣國賊！

既然我拒絕隨著這種論調起舞，而是認為每一個生命都同樣神聖，因此剝奪生命也同樣是悲劇，既不分高下更不容辯解，我發現人權論述是很好的避風港。

雖說人權是一套法律架構，這架構也是在全世界各國關係最密切的時候，按照更高的道德準則建立起來的。而在以色列的我們對人權價值理當更多一份親切感，因為它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產生的，這是全世界宣示「絕不重蹈覆轍」的方式。

當時世界各國齊聚一堂，決定任何國家對於本國公民的絕對權力，以及交戰中的國家對待彼此的方式，都必須受到限制。這其實也是猶太教教義中奉行了幾百年的規範：全體人類對於彼此的共同責任（Arvut Hadadit），換成AI常用的說法，也就是團結（solidarity）。

這個概念是：世界各國會介入參與彼此的事務，以確保全球各國一體適用的基本權利能夠賦予世界上的每一個人。

以色列對於人權機制的創建一向是全力支持的，包括1950年代積極參與起草《難民地位公約》（Refugee Convention），或是為去年通過的《武器貿易條約》（Arms Trade Treaty）進行過的一些傑出的奠基工作。

但我們也見證了無數次，以色列對於世界其他國家採取一套標準，對自己卻又採取另一套標準。那些在其他國家發生都稱得上是明確無疑的人權侵害行徑，發生在這裡卻會被稱為「政治事件」，你要是批判這些行徑，還會被指責「無視脈絡」，或者套用以色列最拿手的說詞，「罵我們的就是反猶主義者！」

現在是凌晨兩點半，我剛把我兒子從床上叫醒。飛彈警報響起，我抱著兒子躲在樓梯間，那是我們的指定「避難區」。幾分鐘後就會聽到一連串巨大的爆炸聲，我們希望那是鐵穹防空系統（Iron Dome）攔截住火箭的聲音，不讓火箭把我們殺死。

我兒子白天都在幼稚園上學，聽著軍人保家衛國的故事。他誇耀著自己的叔叔是勇敢的士兵。孩子們畫畫送到前線的戰鬥部隊，掛在戰車和大砲上。到了晚上，又一次警報響起，他問我迦薩是不是也有空襲警報。我對他說，迦薩的孩子既沒有空襲警報，也沒有鐵穹保護他們。「那孩子們要靠甚麼保護？」他問我。

看來，保護迦薩孩子，還有我的孩子，以及交戰雙方所有平民的最後一道防線，唯有堅守人權價值而已。我誠心盼望世界各地有更多人起身行動，呼籲交戰雙方停止攻擊平民，同時要求自己的國家有效運用國際刑事法院（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），厲行武器禁運，以保障我們每一個人的安全。

翻出從前的一篇讀書心得；讀完時心情久久無法平復，寫不出完整透徹的感想，兩年過了，想想自己在辨析複雜議題和反省價值衝突的層面上，似乎也沒太多長進。翻出舊文今昔並列，權充走過歲月的紀錄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