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s serene bee

去感受巨大的，卻毫無意義的痛，猶如驅魔，把體內無來由的邪靈附體，催吐出去  (房慧真) 

      住心常覺眾生苦，冷眼猶嫌熱淚多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(高燮詩贈蘇曼殊)

曾經有一陣子，桌上堆疊著同期問世的 關於死亡的書籍

另一段時間裡，隨處所見的文字 彷彿都在談論記憶與遺忘

看似巧合匯聚的主題，彷彿冥冥中有個至高神秘的出版企劃

旨在回答我內心緩緩升起、甚至尚未能言說的困惑

但我已學會不再自我膨脹、牽拖上天來特別照應我的需求  

我的疑問，無論如何壓迫、虛無或滯悶，對祂來說總不值一哂

思想的海洋包羅萬象，分分秒秒都有龐雜的訊息漫湧而過

只是每個時期，潛意識會悄悄織起一張網  

攔下一灘 看似充滿內在關聯的漂流物

數月前， 偶遇法國藝術家蘇菲．卡爾的《極度疼痛》--

她爬梳、曝晾生命中最劇烈的傷痛經驗，以圖像記錄痛苦逐步成形的軌跡，把自己的故事重述了三十六遍，也請三十六個人講出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刻。

一次次重述與聆聽中，她的話愈來愈短，字跡愈來愈淡，心境也從炙烈慢慢冷卻，直到雲淡風輕。

幾乎如同文體練習般，書的左頁上演由深至淡的三十六種悲傷心境，右頁卻在一則則新加入的故事中，構成愈來愈龐大的劇痛；而讀者也在一頁頁的翻動中，參與了這場集體驅魔。  

    是等輩人，如履泥塗，負於重石，漸困漸重，足步深邃

    若得遇知識，替與減負，或全與負 

    是知識有大力故，復相扶助，勸令牢腳

    若達平地，須省惡路，無再經歷

有些劇痛毫無意義，去感受它的肆虐，真的只能期望是一種"驅魔" 的過程。

有些痛楚的時空遙遠，卻在人性中喚起惶惑無依的共鳴，如阿契貝在《分崩離析》所描寫。

有些劇痛的意義切近、巨大而沉重，隨著歲月澄洗，不斷激發新的質疑和辯證，剝現更深層的省思與感悟；

像是《無法送達的遺書》

原本把它"供"在書架上，遲遲不敢讀，覺得自己禁不起那哀痛背後的殘酷與荒蕪。

後來想到曾經在心裡默默對兒子許下的承諾：

"當我只能以凝視陪伴你時，無論那景象如何椎心刺骨，都不會轉開視線。"

彼亦人子也。

於是，我憑恃母性中的堅定與柔韌，開始見證人子所承擔的劇痛 --

一個人總是有一天要死的，請您們不要過份傷心吧！(郭慶)

祝福兒子們的健康! 無止境的進步! 祝福妳的青春永存! 幸福! 快樂! 我這拼命的祈願，確信一定能達到的。 ... 緊緊地抱擁著妳的幻影我瞑目而去。(黃溫恭)

死使兒心甚悲悽，但甚坦然。... 爸爸媽媽可常念 "我兒心地善良，懷著理想，深知努力，最後以路途走得過遠身死"，... 當可減少幾分悲傷而稍得安慰。(江炳興) 

中途掩卷時，耳畔響起百多年前，另一個年輕的聲音低語著 "意映卿卿如晤..."；甚至於，在更多遙遠得我無法想像的時空，透過我無法理解的語言，必定還有無數年輕的生命，也同樣無所怨悔而滿懷歉意地，訴說著他們必須犧牲的深情...  

也曾浮現這樣的念頭：既然他們確實試圖推翻政府，並非皆冤/錯/假案，那麼我們從小被教導的是否繼續成立 -- 這些叛亂份子罪有應得? 或至少，戰敗者理當覆滅? 暫不論那蔑視程序正義與人權的秘密審判、槍決過程，以及將人性壓逼至極限的刑訊、連坐方式，我會希望他們"革命"成功，或存留生機、捲土重來嗎? 

發現自己在閱讀中不由自主地變換觀點，除了當事者與敘事者，還有母親的痛、妻子的怨、女兒的慕...；甚至不只一次設想當權者 -- 有別的選擇嗎? 有更好的作法嗎? 那心態究竟是你存我亡的殊死戰，抑或只為鞏固威權、趕盡殺絕的屠戮?

但歷史的用意，並不是要我們扮演事後諸葛。

一位記錄者在篇後註解：這些人之所以讓人心折，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正確，而是在充滿未知、不確定與危險的時刻，他們仍然努力把生活變成屬於自己的東西。

這，其實也是我自己從去年 318 以來，看待那群年輕孩子的主要心情。

乍看徒勞的抗爭、白流的鮮血，終會滲入土地，透過挖掘真相與檢驗理想的努力，綻放世世代代的熱愛與力量。

前陣子反覆聽一首歌：Is Anything Wrong

我以前常說
我準備好了，告訴我該走的路
然後 一、兩年過去，我仍在原處


旁觀世人
他們皆知該怎麼做
他們看我
以為我亦了然於心

親愛的
什麼是對？什麼是錯？
我們怎能知道 時間會帶給我們智慧？ 

我又回到起點，端詳那被拋捨的人。

彷彿腳底的地被瞬間抽走。無論情敵是家國理想、疾患災難、或另一個平凡無奇的人，無論那轉身離去者理由夠不夠正當，背影夠不夠高尚，都無法化解信賴與自我價值同遭重擊之劇痛。

痛苦無法比較；但可以交映、轉化、昇華

這是那些書教給我的

摘錄：

( 郭慶。雲林崙背人，出身貧寒，幼年喪父。小學畢業後當書店學徒，獲農會獎學金入台南師範。

  被捕時為雲林貓兒干國校校長。)

文字簡單，卻用三枝不同的筆寫成，勾勒出時間的變化和縫隙，提醒那曾經有著日子的重量，有著當下希望能夠傳遞到誰手上的心情，把觀看者帶回那個時間點，說著：這些不是一開始就要被放在人權博物館裡，做為紀念碑的。

前三句是藍色的鋼筆，寫在三月五日，第四句是三個禮拜後，最後一句跟第四句一樣是黑色墨水，像是預先寫好，只留下日期給鉛筆填上。除了日期，鉛筆只輕輕地寫下絕筆兩字，像是擔心一早鐵門打開就被押解到馬場町，沒有時間也沒有情緒寫就，也像是早已經想好最後的句子。

面對意外被捲入政治案件的家人，太多事情沒辦法一一說明，在必定被檢查的信紙上，也不可能寫下自己加入地下黨的原因，而更私密的情感記憶，也不願意讓特務們翻看吧，當這些都刪去，最後落到信紙上的，便只有歉意與祝福，與對子女進學成人的期待—那沒有說出的，總有一天會被家人瞭解，而且能在這片土地上被說出來。

.....

「在申請檔案時，互助會裡有朋友說：就讓事情留在那裡吧，也許檔案揭開了，會發現誰的爸爸出賣了誰的爸爸...」尋找父親這麼多年，從戒嚴到解嚴，那是郭素貞唯一感到害怕的時刻：父親會不會也曾供出過誰呢？但她終於放下，把申請書交給檔案局。「原因說起來可能有點傻，但我總想，爸爸一定是一個很好很好的人。」

.....

翻閱卷宗裡的筆錄，意外地不是與郭慶、而是與審訊者有些類似的心情。他們想從被訊問者身上得到可以判決死亡的證據，我則想從陳年檔案中找到郭慶活過的證據，而我們共享著郭慶的沉默。

(郭慶)被捕後快速判斷了情勢，供出對方已經掌握的情報，將事情推向順利渡海逃亡的同志，切斷聯繫，保護自己領導的小組。...也因為這樣，從現有的判決資料與相關檔案所能得到的輪廓極為有限。...

軍法處位於現在的喜來登飯店，牢房以木頭欄杆搭起...氣味熏蒸，呼應著每天走過的腳鐐聲音。儘管如此，被囚者依然在其中做命運的最後掙扎，設法避開獄卒與告密者，用各種方式傳遞訊息。那天，當同案的程日華被提出放封，經過牢房時，郭慶悄悄吐出嘴巴裡含著的紙片，一張什麼也沒有寫的白紙。 

「我看著他的眼睛，他只是平靜地搖了搖頭。」程日華是虎尾糖廠的工人，關於自己的事情他說的不多，但是談到在軍法處同一牢房的郭慶，這位八十多歲的長者便激動落淚。雖然和郭慶沒有直接的組織關係，他總是反覆提起那張白紙：「他的意思是，我什麼也沒有說出來。」

.....

做為世界史的一部分，做為彼時各式各樣死去的其中一位，郭慶並沒有撼動什麼，但正是因為從這樣一個平凡而堅定的行動者身上，才揭示出當時處於動搖變化中的世界。也只有透過他人生的整個過程，我們才能試著回答，他為什麼放下年邁辛勞一輩子的母親、頂住娘家壓力堅持在一起的妻、年幼的兩個孩子... 並不只是為了一個更大的事物，而是為了身邊的人的未來。

.....

在那個村子裡，... 也有著每人捐三十塊推派代表搭火車去台北探望校長的民眾，用腳踏車載著校長娘到處奔波求援的工友。...那些連結並沒有在槍響後消失，在這個村莊、小鎮、城市、島嶼以至於國家被納入現代化體制的過程中，郭慶留下了一些寶貴的、不同於體制邏輯的東西，比體制更強韌，像是工友林佐思在五十多年後辭謝郭素貞紅包時說的話：「不能收的，收了恩情就斷了。」

.....

我們知道了並且太過知道後來的事情怎麼發展，便在不知不覺中把今天的觀點與材料，帶給當時就著有限資訊試圖尋找出口的人們。...然而他們之所以讓人心折，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正確，而是在充滿未知、不確定與危險的時刻，他們仍然努力把生活變成屬於自己的東西。

相較於革命烈士、政治受難者的歷史定位，郭素貞始終想要知道的是：父親是怎樣的一個人。這是不能用線性的歷史解釋來回答的，相反的，這要求我們必須提問：在那個歷史時間點上，他們看到的世界是什麼，他們用什麼方法與框架來認識它，決定做出什麼行動，那些與後來的世界之間的距離有多遠，又有多近。

這個過程沒有結束的終點，而是不斷地告訴我們，自己以為已經知道的其實並不完全，我們必須再度回到那些青年與他們所處的台灣。就像郭素貞所說的，十多年前每次她問陳英泰先生何時回憶錄才會出版，怎麼那麼慢，陳先生總是說還沒好還沒好，還要一個一個去問難友：「那個時候是這樣子嗎?」